以往亚洲近代史的书写重点，往往集中在亚洲各地怎样对待欧洲的冲击-回应方面。其实亚洲各地对欧洲的先进文明成果并不完全是被动接受，而是基于自身的观念和传统，进行了具有本地特色的吸收。其中，最像欧洲的奥斯曼帝国将欧洲“开化野蛮人”的概念用到了国境内的阿拉伯人身上，试图通过对落后地区的开化来增强统治的合法性。

汉志位于阿拉伯半岛的西部，由于常年受副高压带和信风带的影响而呈现热带荒漠气候，干热少雨（大部分地区年平均降水量少于100毫米）。

在奥斯曼帝国征服汉志之前，先知穆罕默德的后裔哈希姆家族（Hashemites）统治着麦加，而其他地区则分布着地方游牧部落。

当奥斯曼帝国在16世纪将汉志纳入其版图后，统治者发现这块地区相较于帝国其他农业发达省份显得过于贫瘠。中央不仅无法从这里获取任何税收，还需要花费大量资源维持当地的驻军和行政机构。

汉志对于奥斯曼帝国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宗教。通过将自身标榜为圣地的保护者，奥斯曼帝国统治者试图以此来彰显其对于整个伊斯兰教世界所具有的宗主权。

在19世纪下半叶前，奥斯曼帝国对于汉志的统治主要依赖于哈希姆家族。帝国授予哈希姆家族的某些重要成员王公的头衔，即埃米尔（Amir）头衔，并委托其维持汉志各个区域的秩序。

埃米尔们享有极高的自治权，可以拥有军队，并在其管理的区域拥有司法裁判权。作为回报，埃米尔承认奥斯曼帝国的苏丹为其宗主。

换句话说，奥斯曼帝国中央与汉志埃米尔们具有某种互相依存的关系。

一方面，奥斯曼帝国需要哈希姆家族的臣服来增强其在伊斯兰世界统治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埃米尔们也需要奥斯曼帝国为其提供资源与保护。

总之，为了减少管治成本以及拉拢当地贵族，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中奥斯曼帝国从未对汉志地区施行过有效的统治，而这一地区也就成为帝国的热带边疆。

1877年，沙皇俄国以保护巴尔干地区的基督徒为由向奥斯曼帝国宣战，战争以奥斯曼帝国的失败告终。战后，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脱离了奥斯曼帝国的控制，这就使得帝国丧失了几乎所有的欧洲领土，奥斯曼帝国由此成为一个穆斯林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家。

作为一个更加“纯粹”的伊斯兰国家，帝国的统治精英开始关注伊斯兰教的内部凝聚作用。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帝国统治者希望以伊斯兰教盟主的身份重新整合国内外的资源并增强其合法性。

将圣地所在的热带边疆纳入中央直接管理则被认为是重振奥斯曼帝国的重要一步。

同时，随着19世纪下半叶蒸汽船的普及和海上长途旅行的商业化，从世界各地前往圣地朝觐的时间与费用被极大地降低了，由此也带动了朝觐人数的急剧增长。大量朝觐者的到来为汉志地区带去了丰厚的外汇收入。

对于内外交困的奥斯曼帝国中央政府来说，朝觐活动带来的巨额收入无异于雪中送炭，因此将热带边疆地区纳入中央的直接管理亦具有了经济方面的推动力。

奥斯曼帝国对其热带边疆的开发始于想象，即把这些边疆地区想象为奥斯曼帝国的“东方”。

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曾指出“东方主义”是西方殖民者将非西方世界的族群、社会、文化、政治想象为“他者”的过程。这种对他者形象的建构不仅反映了当时西方知识界的焦虑，最终亦为西方自身的政治改革与殖民扩张提供了合法性。

学术界目前不乏有关西方世界如何试图将奥斯曼帝国建构为“东方”的研究。这些研究普遍存在的问题就是过度简化西方与东方的概念，使得西方与东方内在的复杂性被忽略，而仅剩下帝国主义西方与反殖民东方的二元对立。

迪佩什·查克拉巴蒂（Dipesh Chakrabarty）对这种过度简化的二分法加以批判，并进一步指出这一问题源自学术界将西方作为主要参照物和参考标准的做法。

在破除西方作为参照物的迷思的同时，我们应当注意到非西方世界内部也存在着中心与边缘的想象与建构。在近现代世界，非西方国家的统治精英与西方国家一样，也在从自己的角度努力想象和建构着“他者”与“边缘”。

在16世纪初奥斯曼帝国征服大马士革、阿拉伯半岛、埃及之后，奥斯曼土耳其人便形成了一种基于宗教的“中心—边缘”观念。

他们认为伊斯坦布尔及其周边生活的奥斯曼土耳其人信仰着最为正统的伊斯兰教，而在帝国边陲则充斥着扭曲《可兰经》的异端以及信奉偶像的异教徒。

但这种中心与边缘的差异仅仅体现在宗教、族群与文化上。19世纪之前的奥斯曼土耳其人仍然相信他们与边疆地区的人们是共时性存在的。

到了19世纪，由于在与西方以及俄国的战争中屡屡失败，奥斯曼帝国逐渐在“东方主义”话语体系中被西方建构为了停滞落后的“欧洲病夫”。

塞利姆·德林吉尔（Selim Deringil）发现奥斯曼帝国的精英们对于“东方主义”并非完全排斥，而是欣然接受了在这套话语中有关时间与进步的观念，并将其内化在了自身的现代化改革进程中。

一般而言，当我们研究奥斯曼帝国19世纪的现代化改革时，更多被关注的是技术、制度、文化方面的改变。然而无论是引进西方的技术还是模仿西方的文化，帝国中心——伊斯坦布尔的精英都是最早一批的接触者。

诸如阿卜杜勒·迈吉德一世（Abdulmejid I）和穆斯塔法·雷希德帕夏（Mustafa Resid Pasha）等精英改革者将西方技术文化与时间和进步的观念相结合，将自己塑造为了奥斯曼帝国现代化的代言人。

在这些改革者看来，奥斯曼帝国境内的时间不再是均匀的，而是有阶序的——帝国的中心代表了现代、理性、进步，而帝国的边疆则仍然在前现代的蒙昧与黑暗中。

这种对于共时性的否认被约翰内斯·费边（Johannes Fabian）认为是西方殖民主义的主要特征。他指出殖民主义将人类所有文化与族群安放在进化谱系的不同阶段，因此就为自认为更加现代的国家统治那些被认为不够现代的国家提供了合法性。

这些以现代化代言人自居的改革者们认为欧洲是现代性的发源地，是他们学习的榜样，也是人类文明发展时间阶序上的最高点。

他们进一步认为自己将欧洲现代性带到了奥斯曼帝国的中心——伊斯坦布尔。如今在这些改革者的努力下，伊斯坦布尔成为帝国最为现代化的城市，成为奥斯曼帝国境内时间阶序上的最高点。

而他们下一步要做的便是以伊斯坦布尔为模版，向帝国其他未开化的地区散播这种现代性。帝国境内的巴格达、贝鲁特、小亚细亚半岛、黎巴嫩山区等地固然是需要被改革的地区，然而对于改革者来说，最具挑战性的工作则是思考如何将现代性传播至帝国境内位于时间阶序最底层的阿拉伯半岛。

改革者们普遍认为阿拉伯半岛的游牧民族（主要指贝都因阿拉伯人）是落后和野蛮的，因此不但无法让自身拥有文明开化的生活，还会由于其无知和暴力的本性对他们自己以及整个帝国造成伤害。

从时间序列上来看，这些游牧民族仍然生活在前现代时期，而他们的悲惨状况则只有改革者们施以现代化的“魔法”才能得以改善。

身处帝国中心的改革者们相信通过引入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教育机构、管理制度，这些游牧民族不但可以成为合格的现代公民，还会因其游牧军事技能而为帝国的国防贡献良多。

这些对于奥斯曼帝国热带边疆地区居民的想象构成了奥斯曼帝国的“东方主义”。如果说西方殖民帝国的“东方主义”为其殖民扩张提供了合法性，那么奥斯曼帝国的“东方主义”则是在以抵挡西方殖民扩张的名义为其内部殖民提供合法性。

在奥斯曼“东方主义”的指引下，一些改革者进一步将帝国的热带边疆视为殖民地，热带边疆的游牧民族则被视为被殖民者。

改革者们认为如果奥斯曼帝国不想成为殖民地，那么它就需要成为与英国、法国、俄国一样的现代国家。殖民主义则是让奥斯曼帝国得以完成这种转型的重要手段。

至于如何在其热带边疆进行殖民，奥斯曼帝国的改革者们将目光投向了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印度。

英帝国在印度所施行的土邦王公间接统治政策被运用到了奥斯曼帝国在汉志的现代化改革中。帝国开始通过给予当地部落首领贵族头衔和官职来获取其在现代化项目中的合作。

另一方面，奥斯曼帝国亦注意到广泛的基础设施建设对于英帝国巩固其在印度殖民统治的重要性，因此考虑将基建设为其热带边疆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目标。

本文节选自《自行车、港口与缝纫机》，已获出版社授权独家首发。这本书谈的是亚洲各地在吸收近代欧洲先进文明成果的过程中，怎样渗入本地观念和传统，从而产生与欧洲很不一样的效果，很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