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肖叔叔的儿子肖东是沈阳军区政治部幼儿园的小伙伴，又是长春八一小学的同学，但我那时并不认识肖叔叔，只听肖东说他爸爸能用手把鸡蛋捏得稀巴烂，觉得肖叔叔劲真大。因为老师讲过，曲线的蛋形会把压力均匀地分散到蛋壳的各个部分，一般人是捏不碎。
1966年8月我放暑假回家，第一次见到肖叔叔，他高大的身材，圆圆的脸盘，浓眉大眼，慈祥的面孔总是挂着笑容，整个人显得挺拔、精神，还有点威风凛凛。肖叔叔时任38军政治部主任，我父亲徐炜是政治部副主任，我家从龙山军营搬通化市军部家属院后，与肖叔叔家是对门邻居，经常见面，印象比较深的是这么几件事：
一件是肖东的妈妈刘以明阿姨被打。文革开始后，同全国一样，昔日风景如画的北国江城通化市也陷入大浩劫之中。刘阿姨是通化市某中学的老师，记得那天我到肖东家玩，见刘阿姨左眼上方包着纱布，说是被一个学生用弹弓发射苞米粒打伤的。我在学校曾见过刘阿姨，她的谈吐和风度令在场的老师和同学们倾倒，以致后来肖东说妈妈还不是党员时，我们班的牟老师和几个漂亮的女同学都不相信。这么好的妈妈怎么会挨打呢？我们十分困惑又非常气愤。
肖东对我说：起因是有的学生看了红卫兵散发的《毛主席和毛远新谈话纪要》的传单，就认为可以不要课堂纪律，上课可以不听讲，做小动作，可以不考试等。刘阿姨向他们讲道理，个别学生听不进去就用弹弓打老师。在那极左思潮泛滥的年代，有人把斗校长打老师视为革命行动，不但不制止，反而加以鼓励，甚至发生北师大女子附属中学副校长卞仲耘被她的学生打死的惨案！
肖叔叔下班回家听到议论，就很严肃地对我们说：“你们年纪小，但也要有是非观念，分清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对那些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错误言行，应该有识别能力。”肖叔叔讲话时神情凝重，给我很深的印象。
一件是参加助民劳动。1966年9月下旬，38军机关和直属队到通化市快大茂子公社帮助社员收水稻。肖叔叔特别交代直工处的家属干事，让大院的中小学生都来参加劳动锻炼，从小培养热爱劳动的思想。那天，我与肖东等同学和叔叔们一起，坐大卡车来到快大茂子大队，住在朝鲜族老乡家中，进门就是地铺，屋内窗明几净，收拾得是真干净。
同学合影：前排左起：刘钇、徐鲁海；后排左起：肖敬民、于新华、肖东。
记得收稻开始后，在长白山下希望的田野上，金黄色的稻浪滚滚，肖叔叔等军首长和解放军叔叔一起，身穿白布衬衣，头戴着草帽，脖子上围着白毛巾，头顶烈日挥镰割稻，一干就是大半天；他们还与社员们展开劳动竞赛，谁也不甘落后，现场不时传出毛主席语录和革命口号的呼喊声。我们这些小学生也跟在叔叔后面割稻子，我一不小心，右脚大拇指还被割了一刀，至今还有伤疤。
劳动休息的时候，在收割过的稻田地里，身穿彩色民族长裙漂亮的朝鲜族阿姨跳起了朝鲜舞，随着“道拉吉、道拉吉……”的歌声，朝鲜族阿姨跑过来拉解放军叔叔一起跳，吓得叔叔们到处乱跑，带我们劳动的那个叔叔跑了好远才躲过去。可朝鲜族阿姨去拉肖叔叔时，他却大大方方地走到舞场中间，伴随着歌声和节拍，与朝鲜族群众一起翩翩起舞。李光军军长、王猛政委、李忠信副军长、范天恩参谋长、刘安民部长等首长和叔叔们也先后参加了跳舞。记得当时在场的军民都齐声叫好，使劲地鼓掌，欢歌笑语响彻四方，气氛十分热闹，一派军民团结保边疆的动人景象。
在场的有一个叔叔说：“肖主任在当东北军区青年部长时，曾参加祖国人民慰问团赴朝慰问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那时就学会了跳朝鲜舞。”有几个叔叔听了都说：“难怪肖主任舞姿跳得那么潇洒。”
一件是让我们退出红卫兵纠察队。1966年10月上旬，我和肖东等同学回到学校，在王子臣老师的带领下，参加了红卫兵大串连，还两次见到了毛主席。回校后，我们又参加了红卫兵纠察队。年底的一天，我与肖东从食堂吃饭回宿舍时遇到肖东的妹妹肖婷婷，她对肖东说：“哥，爸爸让你退出红卫兵纠察队，因为你们打人了。”
学校的红卫兵纠察队是由部分小学生和初中一年级的学生组成，全是男同学，因为那时学校男女生不说话。这期间，有几个调皮的同学打架，戴着纠察队的袖标，造成纠察队打人的不良影响，远在通化的肖叔叔也知道了，就让婷婷转告肖东退队。
此时已临近春节，我与肖东等同学乘火车回到通化。在肖东家见肖叔叔，他第一句话就问：“你们打人了？”我讲了事情的原委后，肖叔叔说：“毛主席在井冈山就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准打人骂人。打人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肖叔叔又让我坐下，语重心长地说，“你们这些孩子有自己的人生道路，要靠自己走，但违反毛泽东思想的事不能做，违反毛泽东思想的组织也不能参加！”当时我就感到，肖叔叔是像关心自己的孩子一样关心我们成长，怕我们受坏风气影响。后来38军从通化地区换防到保定地区，我们在文革期间就再没回过长春八一小学。
1966年9月初，我父亲徐炜到人民日报社任政治部主任。人民日报是党中央的机关报，在那政治动乱的年月，又是人们判断政治形势的晴雨表。当年，毛主席号召“全国学解放军”。为了加强人民日报社的政治工作，中共中央宣传部向解放军总政治部提出：选一个政治强，有实践经验和理论水平，文字功夫好的正师职政工干部，到人民日报社当政治部主任。总政治部推荐了我父亲。接到通知后，我父亲提出，自己理论水平和文字水平都不高，又没办过报纸，不适合报社工作，但组织上已经决定了，只好先去报到。
当时我母亲张毅在通华市新华小学当校长，也被当成“走资派”揪斗；弟弟小五子才3岁，小妹妹才6岁，家中困难比较大。在我父亲报到前，肖叔叔专门到我家对我父亲说：“你去北京后，家里有什么困难我们会帮助照顾解决好。”我当时在旁边听着就很受感动。我父亲赴京后，肖叔叔和刘阿姨经常到家中看望，问寒问暖，帮助解决了不少困难。我的小妹妹那年在38军军部的春节联欢晚会中演“小玲子”出了名，肖叔叔每次见到她就亲切地喊小玲子。我记得有一天，在我家门前，看到刘阿姨端着热气腾腾的好吃的菜；肖叔叔左手牵着小五子，右手牵着小玲子笑呵呵地走过来，那情景虽没留下照片，但却在我心中留下一道永久的亮丽的风景线。
1967年，在康生的授意下，抗战中在国民党东北军做地下工作的同志大都受到诬陷和迫害。当年我父亲奉党的指示在东北军667团做地下工作，也被打成“假党员”受到审查。我父亲此时已从人民日报社回38军工作。肖叔叔作为军政治部主任，在北京军区审干组找他谈话时，如实地汇报了我父亲的情况。军区审干组经过深入的调查，使我父亲徐炜所谓的“假党员”问题得到澄清。
1968年，38军老战友在八达岭长城合影：前排左起：张宝义、钱巨胜；后排左起：彭树桢、徐炜、肖健、朱家礼。
后来我才知道，肖叔叔当时也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他的姐姐肖里早在延安整风时，就被康生诬陷为河南地下党“红旗党”的“特务”，受到审查，后来虽被澄清，但文革中又被关押揪斗，被迫害致死。但肖叔叔并不是像文革中有些人那样，为表白自己而去落井下石，用揭发出几个叛徒和假党员来捞取政治资本。他主持公道，仗义执言，曾冒着风险保护了许多老同志。肖叔叔的老战友——老红军、开国少将李人林（曾任国家建委副主任）在文革中受到残酷迫害，他爱人邓启群阿姨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受到追查。为了保护邓阿姨，肖叔叔把她接到保定军部家里住了二个多月。肖叔叔是铁骨铮铮有正义感的老共产党员。
我父亲从113师政委调到38军政治部后，先是作为副职协助肖叔叔工作，以后又与肖叔叔一起先后担任38军的副政委。他俩在一起共事多年，经历了文革的风风雨雨，互相配合得很好。他们是战火硝烟中同浴血，政治动乱中同患难的同志和战友。记得我参军后，有一年回家有个事要记，见父亲办公桌上有一张纸，上面有铅笔字写的诗，我也没多想，就在纸上写了几笔。父亲回来后大发脾气，对我说：“这是肖副政委的手书，你怎么能乱写。” 他狠狠地训了我一顿，我这才知道纸上的文字是毛主席最近发表的一首诗，肖叔叔亲笔写给我父亲的。我当时很懊悔，虽然写上的字已擦不掉了，但父亲对肖叔叔的尊重，他们之间真挚深厚的战友情谊，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
肖叔叔到38军工作之前任沈阳军区组织副部长（没有部长，负责工作）。原来我一直认为肖叔叔是长期做机关工作，后来查阅史料和采访老同志，才知道肖叔叔也是一名浴血沙场，屡建战功的战将，有着传奇的经历。
肖叔叔是河南商水人，曾参加过著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1939年，他在姐姐肖里的带领下参军抗日，所在部队是转战大江南北的赫赫有名的新四军五师。为坚持敌后斗争，肖叔叔先后在军队和地方担任学员、班长、干事、指导员、教导员，区长和县委书记等职务，他在战斗里成长，特别是担任湖北江陵县委书记时，带领当地军民反蚕食、打鬼子，惩汉奸，铲除伪政权，支援主力部队作战，为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做出了贡献。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撕毁《停战协议》，调集20多个师的部队，包围和蚕食中原解放区，企图消灭中原解放区部队，打通通向华东、华北、东北的进军道路。肖叔叔当时在中原军区江汉独立旅1团1营任教导员，率部参加了震惊中外的中原突围。中原军区部队突出重围后，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为扼制住敌人的尾追和清剿，奉中央军委和中共中原局的指示，肖叔叔在地委书记兼分区司令员李人林等同志的领导下，又率领江汉游击队，东渡汉水，深入敌后大洪山、桐柏山、豫鄂两省接壤地区开展游击战争。
一支数百人的游击武装，在敌人的后方腹地，面对强敌的围追堵截，作战环境非常艰难危险和残酷。肖叔叔后来回忆说，我们之所以在敌后能够生存下来，坚持下去，并不断发展壮大，不断夺得作战胜利，除了党中央和中原军区的正确领导，人民群众的拥护，部队上下齐心奋战等原因外，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边打仗边学习，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肖叔叔按照毛主席关于“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作战原则，在作战实践中熟练地运用军事辩证法，正确处理好6个关系，即：
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的关系；走与打的关系；小圈子（坚持根据地）与大圈子（扩大游击空间）的关系；劣势与优势的关系；勇敢与智谋的关系；防御与进攻，被动与主动的关系。
他们运用这些闪耀着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战术战法，在敌人后方打了许多带有传奇色彩的漂亮仗，如：
1946年10月8日，肖健率2连攻打京山县多宝湾镇，这里南临襄河地形险要，敌人有守军200多人，筑有许多明碉暗堡。肖健等同志经研究，认为此战只能智取，不能强攻。那天。肖健带2连身穿便衣在进发途中，恰遇多宝湾镇长、商会会长等一行十余人，骑着高头大马，带着卫士，到罗汉寺去赴宴，肖健不动声色地带着全连跟着进入镇街内，敌哨兵发觉后忙问：“你们是哪一部分的？”肖健回答：“是从县城来换防的。”敌哨兵信以为真，频频敬礼。就这样，游击队没费一枪一弹，将京山县敌保安队200余人全部缴械俘虏。肖健等同志还找当地商会做宣传工作，筹款约800万元法币。
游击队在大洪山地区作战，很快把蒋匪正规军199旅和新15旅从随(县)枣(阳)地区和京山、天门等地区吸引过来。于是游击队又开始与敌人绕大圈子，沿大洪山西麓北上，牵着两个旅敌人的鼻子拖来拖去，不断抓住战机打击敌人。1946年12月10日，在枣阳县西南琚湾，肖健等同志抓住战机，指挥游击队全线出击，突然出现在敌199旅569团3营面前。我军400多游击健儿勇猛冲杀，打得敌人惊慌失措，措手不及，全线溃败，此战击毙敌营长，歼敌100余人，缴获崭新美式机枪5挺，掷弹筒、步枪120支，子弹2万余发，还缴获了“国军”棉军服和大盖帽20多套，后来，成了我游击队化装袭击敌人的“道具”。
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肖健率游击队对敌作战100余次，歼敌2000余人，并建立了十余个县区政权，牵制敌正规军3个旅和鄂豫两省14个保安团，共计3万多人，成为国民党武汉及鄂北、豫南等后方腹地的一大威胁，以致敌人不得从鄂东、鄂西北进攻我老解放区的兵力中，来抽调3个旅和大量保安团来对付肖叔叔所率领的游击队。江汉游击队受到党中央的电报表彰。
这是肖健将军战争年代中最具传奇色彩的战斗经历之一！
当我认真看过1996年第5期《军事历史》杂志中的这篇文章后，想到毛主席的关于：“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的名言；想到肖叔叔之所以能够深刻地领会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精髓，并在战争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在作战中善于学习，勤于动脑，他是我军不可多得的能文能武的儒将！
上级党委对肖叔叔始终很看好，不断给他压担子，委以重任，把他作为年轻优秀干部重点培养。他先后担任江汉独立一团政治处主任、副政委，江汉独立四团政委等职务，参加了配全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挺进中原、解放宜昌，渡江等战役战斗，在血与火的战场上，他挺身而出，身先士卒，率领指战员英勇奋战，曾三次负伤，彰显了一名优秀指挥员的勇气和担当。
新中国成立后，肖叔叔先后担任湖北恩施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湖北军区、中南军区、沈阳军区等单位的青年部长等职，两次当选为团中央委员，曾跟随当时的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出访莫斯科等东欧城市，参加国际青年联欢节，还随我国军事代表团出访苏联远东军区。后任沈阳军区组织副部长、38军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军副政委等职。
38军这个老部队有个特点，就是对有水平能打仗的领导服气。肖叔叔在38军工作期间，在机关和部队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文革中，他曾负责过三支两军工作，他既有地方工作经验，又有部队工作经验，政策水平高，工作能力强，处理棘手问题游刃有余。记得我们团有些参加支左的老同志提到肖副政委，都很佩服说：“那么难解决的问题，肖副政委都有办法，真是有水平。”当时我听了也受到教育和鼓舞，认识到“烈火见真金”的道理：只要优秀，无论到什么岗位，都能建功立业，创造传奇，创造辉煌！
1971年1月26日凌晨1点40分，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首长在人民大会堂集体接见参加华北会议的北京军区副政委王猛（原38军政委）和38军军长刘海清、政委邢泽、副政委肖健及武汉军区副参谋长李光军（原38军军长）等同志。
周总理一一询问了几位被接见同志的年龄、籍贯、参军时间等情况，当问到肖健时，肖健说：“我在新四军五师。”总理听后问：“你参加中原突围了吗？”肖健回答：“参加了。”
周总理对这段历史太熟悉了。1946年，在国民党军对我中原军区部队实施包围时，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在军事三人（中共：周恩来，美方：马歇尔，蒋方：张群）小组会议上专门提出运送中原部队撤走的主张；他还亲自到武汉就中原停战问题同美蒋两方进行谈判。在国民党开始对中原军区发动全面进攻时，周恩来和军调部三方人员到宣化店调查，并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揭露蒋介石“假和谈，真内战”的面目；在宣化店，他还亲自给中原军区指战员动员，坚定他们突出重围，战胜蒋军的信心。
周总理又问肖健：“你当时在哪个部队？”
“在中原军区江汉独立旅1团1营。”肖健回答说：“突围后在江汉游击队。”
周总理点了点头。1947年，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并代理军委总参谋长的周恩来，亲自签发了党中央表彰江汉游击队的电报，并将他们游击战争的经验批转给华东各游击队。毛主席在《三个月总结》（《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一文中指出:“在鄂东和鄂中均有部队坚持游击战争，这些都极大地援助了和正在继续援助着老解放区的作战，并将对今后长期战争起更大的作用。”从而把江汉游击队的作战行动提到了战略的高度。
周总理的接见一直持续到凌晨4点多才结束。上午8点，当38军的几位领导回到保定营房时，收到总理办公室秘书亲自送来的机要密件，是中央关于停用三个副词（林彪赞美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顶峰’的三个副词）的两个文件和周总理给38军领导的亲笔信：
王猛、刘海清、邢泽、肖健同志：昨晚所说中央两个文件，一言“顶峰”，一言“大树特树”、“绝对权威”均找出。前者发在1966年8月4日，38军尚在东北可能收到此件，后者发在1967年2月21日，你们已到保定，按理亦应收到，请阅后退我。
在当时林彪还是党内二号人物的大背景下，日理万机的总理亲笔写信，通过这种方式暗示38军要提高对林彪的警惕，这是对38军这支老部队的关心爱护，展示了周总理一代伟人的风格和良苦用心，十分令人敬佩。按当时的规矩，中央首长给军队领导写信，一般只写给主要领导，而肖健是副职，可总理却写上他的名字，也体现了伟人对肖健的关注。
38军首长欢送肖健到北京军区任职合影：前排左起：朱月华、王丕礼、刘海清、肖健、邢泽、李连秀、徐炜；后排左起：苗敬芬、郝世忠、李权、王志远、李士杰、李宝贵。
1978年7月，肖健调任昆明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此时，他已任职8年，接到命令后，立即到南疆报到。1979年，他参加了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积极组织部队卓有成效地开展战时政治工作，受到上级表彰。
1979年10月，肖叔叔的大儿子肖东结婚，肖叔叔因在前线参战没回来参加。肖东的婚礼办得很简单，只在家中准备了一桌饭，邀请几位亲朋好友参加。我当时任337团红3连指导员，带连队在北京军区某单位国防施工，也应邀参加肖东的婚礼。那天，刘以明阿姨对我说：“肖叔叔讲，在对越自卫还击战中，干部子弟表现很好。” 对越作战开始后，我们连也按上级要求进行了动员和准备，全连指战员摩拳擦掌，随时准备上前线参战，为红军连队再创新荣誉。刘阿姨的话使我受到鼓舞，增强了我带领全连打好这一仗的信心。
1986年，我随部队到老山前线参战，到成都军区云南前指去汇报工作。1985年百万大裁军，昆明军区与成都军区合并，前指有很多同志都是原昆明军区政治部的。“政声人去后”，虽然当时肖叔叔已离休，但他们提到肖健主任，个个都赞不绝口，其中有位同志曾在肖主任直接领导下工作了几年，他讲了那年参战的情况。
1979年春节前，肖健副主任奉命与另一位军区副参谋长到前线开设军区前进指挥所，但到云南开远市时，那位副参谋长有事被叫回，肖副主任一人带前指到前线开展工作。当时部队已经20多年没打过仗了，许多干部对如何开展战时政治工作缺乏经验。可这对肖副主任来说，都不是问题。他在部队集结地域召开政工会，对临战动员、宣传鼓动、干部调配、群众工作、民工支前等工作做了布置，对战俘安排、救治伤员、烈士善后等工作提前做了安排，战斗打响后，他亲临前线，指导部队做好战时政治工作，及时总结作战经验，宣传英雄典型，从而激励了斗志，鼓舞了士气，有力地保证了作战的胜利。
由于肖健在对越作战中表现出非凡的才能，1980年被提升为昆明军区政治部主任。越南在我军主动撤军后，仍在苏联的支持下不断向我挑衅，侵占我领土，开枪开炮杀害我军民。1984年，肖主任又参加了云南前线部队收复“两山”（老山、者阴山）和坚守老山前线的作战。
“肖主任打仗好，战时政治工作经验丰富，处理复杂问题得心应手。”这位同志讲了他的亲身经历后，深有感触地说，“不愧是身经百战的战将！”
那天在云南前指，我还看到值班本上关于张又侠同志到北京参加重大活动的电话通知记录。张又侠时任14军40师119团团长，在老山4.28战斗中，他指挥全团攻占松毛岭主峰662.6等高地，为主攻团夺取老山主峰扫清了障碍。在7、12战斗中，他指挥全团打退敌6个团的进攻，歼敌3000余人。
电话记录的时间是1984年9月，内容是：“总政治部办公室通知，请张又侠同志到北京报到，代表老山作战部队参加一项重大活动。”
肖健主任在总政的通知上批示：“他到北京遇到大的场面能不能应付得了，他离开对作战有没有影响？”肖主任还对张又侠赴京参加活动提出了具体要求，并指示云南前指负责安排好。
肖健主任这段批示，体现了他考虑问题的周密全面和认真细致的作风；也使我感受到革命老前辈对年轻优秀干部的亲切关怀，感受到对他们的严格要求和精心培养，这记忆至今仍久久难忘……
我家和肖叔叔家在通化和保定的38军家属院居住时，都是邻居，关系很好。1971年，肖叔叔工作调动家搬北京后，我们两家仍保持着密切的来往。
有一年，我回家，恰好碰到母亲叫肖叔叔的三儿子肖卫到家里来吃饭。肖卫比我小几岁，我第一次见他时，他还是一个长着圆脸大眼睛漂亮的小男孩，那年已长成英俊少年。那顿饭我也跟着沾了光，饱餐了一顿，改善了伙食。饭后，我母亲找肖卫谈话说：“你妈妈让阿姨与你商量，你改个名字，她说叫肖卫民，你看行不行?”肖卫听了眨眨眼说：“我还要回去查查字典。”我在旁边听着就乐了，真是“儿大不由娘”啊!但又一想，肖叔叔和刘阿姨为大儿子取名肖东，意为学习毛泽东；二儿子取名肖敬民，意为敬爱人民；现在又让三儿子肖卫改名为肖卫民，意为保卫人民。这体现了肖叔叔和刘阿姨的初心，体现了他（她）们的理想信念和人生的宗旨呀！
前排右起：刘以明阿姨，张毅（徐炜夫人），江文（于敬山夫人），何云（吴岱夫人），王书珍（王道平夫人），
1992年5月，北京军区召开第二次党代表大会，我时任某集团军组织处长，作为大会代表参加了会议。大会在军区机关大礼堂召开，肖叔叔、刘阿姨家也住在军区大院。我父亲逝世后，我母亲到北京时在肖叔叔和刘阿姨家住过。第一天下午的大会结束后，我就到肖叔叔家去看望，向叔叔和阿姨汇报了我学习和工作的情况。肖叔叔听后勉励我说：“你要向你爸爸学习，还要努力！”我回到代表团住处时，发现离开肖叔叔家时笔记本忘拿了。当时天色已晚，我怕打扰叔叔、阿姨休息，准备明天上午大会结束后再去拿回来。
第二天上午，我和代表团的代表列队来到军区大礼堂前，见到肖叔叔拿着我的笔记本带着小孙子在礼堂门前等候，我急忙上前敬个礼说：“肖叔叔，我去您那里拿或让公务员送过来就可以了，怎么您还亲自送来。”
“我怕公务员不认识你，耽误工作。”肖叔叔说，“快去开会吧。”他把笔记本交给我后，就领着小孙子回去了。
肖叔叔是德高望重的老前辈老首长老将军，他亲自来给我这个后生送小小的笔记本，让我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滴水映太阳，我认识到肖叔叔送来的不仅是一个的笔记本，更是革命老前辈对我们这一代军人的殷切期望，是用言传身教来影响我们传承红色基因血脉，做红色接班人。
2017年在北京家中合影：前排左起：肖敬民、肖联光、肖健、刘以明、肖婷婷；后排左起:王国华、肖东、邢军、肖卫。
肖健将军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为党和人民军队所建立的功勋，他传奇的战斗经历，将永远在人民群众和光荣的部队中传颂；他的崇高思想、高尚情操、优秀品德和优良作风已成为我党我军宝贵的精神财富，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并在强国强军的伟大征程中发扬光大！
徐鲁海，原武警云南省总队政治部主任，大校警衔。先后荣立三等功四次，被集团军评为“老山作战模范干部”，被武警总部党委评为“廉洁自律先进个人”、“优秀党务工作者”，被解放军总政治部评为“全军预防犯罪先进个人”。先后在《解放军文艺》、《北京文学》、《解放军报》、《人民武警报》、《中国武警》、《边疆文学》等报刊杂志上发表散文、报告文学、诗歌等作品。著有《磨砺一徐炜将军的战斗历程》、《飘扬的党旗》等书。曾获武警部队文艺奖。现为云南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