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比伦的国家概念是强烈的神权主义。 国王之前是大祭司，直到最后他们履行祭司职能，代表宗教和民间权力。
在巴比伦，真正的君主是贝勒·梅罗达赫，他是这座城市真正的“领主”，只有当国王被神收养为他的儿子时，他才拥有统治权。 在他“接过贝尔的手”，从而成为神的养子之前，他没有合法的王位头衔。
事实上，他是贝尔在地球上的副手和代表; 是贝尔给了他权威，像父亲一样守护着儿子。 因此，巴比伦君主既是国王，也是教皇。这一事实在他拥有的头衔以及使他合法登基的仪式中得到了承认。 然而，关于他与神的关系，有两种观点占了上风。
根据其中之一，儿子身份赋予他实际的神性; 他不仅是神的代表，而且是神本身。这是闪族至上主义早期盛行的观点。阿卡德的萨尔贡和他的儿子纳兰辛被称为“神”;寺庙和祭司在他们有生之年被献给他们，并庆祝节日以纪念他们。
他们的继任者声称并获得了相同的神性属性。 在你甚至当地的王子的第三王朝时期，泰洛的大祭司古迪亚也同样被神化。 直到巴比伦尼亚被外国卡西特王朝从埃兰山区征服，国王的新概念才被引入。
他自己不再是神，而是成为他养子的神的代表和代表。 他与神的关系是父亲一生中的儿子的关系，父亲可以为父亲行事，但只要父亲还活着，他就不能真正取代父亲的位置。
一些早期的迦勒底君主称自己为女神的儿子，这些女神在他们统治的城市中受到崇拜。 因此，他们声称自己是神圣的血统，不是通过收养，而是通过实际出生。 他们里面的神性是继承的; 它不仅仅是通过后来的人为过程来传达的。
他们所统治的“神圣权利”是神圣出生的权利。 因此，一开始，巴比伦国王是教皇，因为他也是神。 在他身上，天上的神灵化身在地上。 他分享了他们的本质和秘密; 他知道如何获得他们的恩惠或避免他们的敌意，因此在神和人之间调解。
然而，这种对国王的神化不能追溯到闪族统治在迦勒底牢固确立的时期。 的确，苏美尔王子，如拉加斯的古迪亚，也被神化了; 但这是在闪米特至上主义兴起和阿卡德萨尔贡时代以及苏美尔文化被闪米特思想深深交织很久之后。
就我们目前所知，国王的神化起源于闪米特人。 它与古埃及国王的神化相提并论。 在那里，法老也被视为神性的化身，为他竖立神龛，任命祭司，献祭。 此外，在早期，他被宣布为他所居住的城市女神的儿子。
直到历史上第五王朝的崛起，他才成为赫利奥波利斯的“太阳神之子”，而不是太阳神荷鲁斯本人。 这种奇怪的平行性是指向史前时代巴比伦尼亚和埃及之间交往的众多事实之一; 对国王的神化是首先起源于幼发拉底河还是尼罗河畔，必须留给未来来决定。
纳兰辛被称为“阿加迪之神”，或阿卡德，他的王朝的首都，并且已经发现了一长串的供品，逐月，供奉给被神化的乌尔国王邓吉和他的附庸拉加斯的古迪亚。国王作为地球上可见的神的概念无法在埃兰半文明的登山者征服巴比伦尼亚以及用外国人取代该国的闪米特或半米特苏美尔统治者之后幸存下来。
随着汉诺威王朝的崛起，国王神圣权利的学说在英国消失了，在巴比伦，神化的国王也随着卡西特的征服而消失了。 但他仍然是巴比伦神养子的最高教皇。 巴比伦已经成为王国的首都，因此，它的守护神米罗达赫高于迦勒底的其他神。
只有他才能授予作为公国中心的每一个城市的神曾经有资格授予的王权。 通过“牵起他的手”，国王成为了他的养子，因此获得了王位的合法权利。
它不仅是巴比伦尼亚的王位，也是巴比伦帝国的王位。 人们从未忘记，巴比伦尼亚曾经是西亚的情妇，因此，贝勒·梅罗达赫将西亚的权杖授予了他的养子。 就像中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一样，巴比伦的主权带来了统治世界文明王国的合法权利，尽管是模糊的。
正是这一点使第二亚述帝国的亚述征服者如此急于获得巴比伦的所有权，并在那里“抓住贝尔的手”。 提格拉斯-皮勒瑟三世、沙尔曼尼瑟四世和萨尔贡都是篡位者，他们以剑权统治。
只有当他们成为巴比伦的主人并得到贝尔和他的祭司的承认时，他们的统治头衔才变得合法且不受挑战。 居鲁士和坎比西斯延续了当地国王的传统。
他们也声称自己是统治西亚的人的继承人，据称，贝尔是出于他自己的自由选择，拒绝了不值得的纳波尼多斯，并让居鲁士代替他。
居鲁士统治，不是因为征服权，而是因为他被巴比伦神召唤到王冠上。 直到琐罗亚斯德王朝的大流士和薛西斯席卷巴比伦，摧毁了贝尔神庙，古老的传统才终于被抛在一边。 波斯的新统治者不相信巴比伦神; 他的祭司职位对他们怀有敌意，巴比伦被废黜了它长期以来作为世界首都的地位。
在亚述，与巴比伦相反，政府建立在军事基础上。 的确，亚述的国王曾经是亚述城的大祭司，当他们被赋予王权时，他们带着一部分祭司职能。 但同样真实的是，他们从未被视为神的化身，甚至从未被视为他在地球上的代表。
亚述王国的崛起似乎是由于军事叛乱; 无论如何，它的历史是一系列叛乱将军的历史，其中一些人成功地建立了王朝，而另一些人则未能将权力传给后代。 在他们的加冕典礼上，没有像“握贝尔之手”那样的宗教仪式。
当埃萨尔-哈登被立为国王时，他只是被军队称赞为君主。 是军队，而不是祭司，他应该统治。 至高神的概念在亚述和巴比伦不同。 在巴比伦尼亚，贝尔-梅罗达赫是这座城市的“领主”; 在亚述，亚述本身就是神化的城市。
因此，在一种情况下，国王被任命为他所统治和维护的城市的副神; 在另一种情况下，神代表国家，只要国王是神的仆人，他也是国家的仆人。 在这两个国家，最初都是以拥有土地为基础的贵族。
但在巴比伦尼亚，它早期往往被商业和祭司阶级吸收，在后来的日子里，甚至很难找到它存在的痕迹。 尼布甲尼撒时代的贵族要么是富有的贸易家庭，要么是王室的官员。
寺庙和依靠收入为生的祭司吞噬了该国相当一部分土地和其他财产。
在亚述，王国的许多大诸侯仍然属于旧的封建贵族，但在这里，趋势再次被官僚机构所取代，官僚机构的地位和权威直接受到国王的青睐。 在提格拉斯-皮尔瑟三世的领导下。
这种趋势成为政府政策的一部分; 老贵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军官和文职官员，他们都是由王室任命的。
因此，巴比伦成为一个工业和祭司国家，亚述发展成为一个伟大的军事和官僚组织。 它教会了世界如何组织和管理一个帝国。 提格拉斯-皮勒瑟三世。 开创了他的继任者尽最大努力执行的政策方针。
他的目标是复兴古老的阿卡德萨尔贡帝国，将西亚的文明世界统一在一个头下，但以新的原则和更永久的方式。 他的前任们为了战利品和军事名声而进行的战役现在以既定的目的和方法进行。 突袭被精心策划的征服计划所取代。
被征服的领土被组织成省，由亚述国王任命的总督，只对他负责。 在文官总督身边的是一名军事指挥官，他监视着对方的行动，而在他们下面则是一大群行政人员。 亚述殖民地被安置在新获得的地区，在那里他们作为驻军，当地居民被运送到亚述帝国的其他地区。
通过这种方式，人们试图打破爱国主义和地方感情的旧联系，取而代之的是忠于亚述政府和亚述神，亚述神是以亚述政府的名义征服的。
帝国的税收受到严格监管。 地籍调查是一个早已存在的机构; 它是从巴比伦尼亚借来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它在很早的时代就已经为人所知。每个城镇和省向国库支付的金额是固定的，并要求总督每年将其转交给尼尼微。
因此，在西拿基立时代，卡尔凯米什的年度贡品是100英才，阿帕德的贡品是30英才，米吉多的贡品是15英才，而在国内，尼尼微的年贡品是30英才，亚述地区是20英才，用于维护舰队，从亚述筹集的全部收入是274英才。除了这种直接税，还有间接税和市政税率。
因此，对砖场征税，在巴比伦尼亚，砖场在经济上相当重要，并且对所有进入城镇的货物，牲畜和乡村产品征收八角税。 停泊在码头的船只以及使用横跨幼发拉底河的浮桥或乘船从浮桥下经过的船只也收取了类似的通行费。
保留了一长串官员名单。 某些总督或总督被允许与国王分享给年份命名的特权。 这是一个巧妙的时间计算系统，从早期开始就在亚述使用，并由亚述殖民者引入卡帕多西亚。它可能从小亚细亚传播到希腊; 无论如何，雅典的同名执政官（以他们的名字命名了几年）与亚述利米或同名完全对应。
每年接连从任职期间任职的同名或官员那里获得其名称，并且由于这些官员的名单是仔细传递的，因此很容易确定在某一名称的任职年份发生的事件的日期。这个系统是亚述发明的，从未在巴比伦流行过。
在那里，国王统治时期的主要事件是有日期的，在统治结束时，从他登基开始，到他的死亡和继任者的名字结束，列出了一份清单。 这些清单可以追溯到巴比伦历史的早期，并为未来的历史学家提供了准确的年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