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实行的一系列政治制度，是我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段历史，它对于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其中，中央集权、郡县制、官制改革等政策，都是为了加强国家的统一和稳定。

然而，秦始皇的政治手段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残酷的法治、暴政等，引起了社会的不满和反抗，因此，需要对秦始皇实行的政治制度进行综合评价，判断其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

首先关于秦始皇废止封建制、确立郡县制的这一决策众说纷纭，儒者认为其本质是天下为私因而大力攻击，这颇不合理。

对此，王夫之的评论应该是最妥当的，即使今日的议论也多认为其合乎逻辑，即昔日的封建政治，是诸侯代代领有其国，大夫世袭其官，士之子代代为士，农夫之子永远为农夫的封建政治，即便士人不才而农夫贤能，其天生的才能也因士农的身份而无法区别。

因此，郡县政治选用有才能者治人是合理的，通过选举使用人才理所当然。封建国家持续时间很长，而郡县国家仅存续了十六年，但是封建长久持续的本质是王室的持续，其间战乱不绝，人民受苦。

但郡县制不利天子，所以国家持续时间不长，与世袭的诸侯或大夫残虐人民相比，即便出现恶官也仅限于一时。

国脉不长是就王室一姓而言，但从天下公义来说，郡县制不执着于天子宗室的延续，多造福于民，是好的决策。

始皇之所以废封建而立郡县政治，或许是因为吝惜分封子弟功臣，然而上天借始皇的这种私心而行大公，即便终不利于王室，却可以说对天下有大功。在儒者的众多议论中这是最卓越的。

此时秦全面推行郡县制，初划三十六郡，后达到四十郡，其疆域南至今安南地区，北、西至流沙，东则至朝鲜大同江边。

其次，另一项显著的事业是内部文化的统一，《秦始皇本纪》中“车同轨，书同文”的记载，是此后凡谈论大一统时不能略过的。

它是中国一统政治的最初标语，与它有着相同意味的是“中庸”的“中”，今天普遍认为《中庸》是孔子之孙子思所作，但我认为它是秦始皇时代的作品，其记载的内容，无论从哪个角度都在表达始皇时代的理想。

如“子曰: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叙述的始终像是始皇的理想，同样的文句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也有记载，因此这不是偶然。

尤其这是荀子学派的观点，大概是由李斯实行的，列举其中的细目，有不议礼则行同伦，不制度则车同轨，不考文则书同文，显然这些对政治和社会而言都是重要的方面。

书同文方面，据《汉书·艺文志》载，此时李斯作《仓颉》七章，赵高作《爰历》六章，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七章。这三种书当时既通用“仓颉”之名，则字体上也应是同一的。

它们都是当时的字典。这种字体在周时的字典《史籀篇》基础上对篆书稍做变化，这三种字典的字体，被称作秦篆。

秦兴起于西周旧地，故继承了周的文字，六国文字则可能传自殷代，所以字体有差异。始皇时代以籀文为基础作秦篆，六国使用的文字遭到废除，这就是书同文。

此外，秦朝还出现了隶书。这是由于官狱事务繁冗，简省文字变得必要，因此隶书是徒隶用的文字，徒隶是没有为官资格的下级职员，缺乏文化素养的人也能书写的隶书于是逐渐产生了，到汉时，隶书大为通行，文字进一步统一，成为今天的楷书的起源。

虽然这在《史记》中无确切记载，但事实上存在，始皇好立碑刻文，而从会稽碑开始，记载发生了一种变化。

顾炎武《日知录》最先注意到，碑文对男女关系做出规定，为了防范淫乱之风，有儿子的女子，丧夫后弃子改嫁为不贞;男子去别人家行不义的，杀之无罪;妻子弃夫逃跑而改嫁的，儿子不以其为母亲。

按顾炎武的说法，会稽昔日属于越国，越国是新兴国，经三十年“生聚”而破吴，当时越国政策重视繁殖人口，对淫乱之风不加制止，所以越与其他地方相比淫乱成风，为移风易俗，秦特地在会稽山刻写相关规定。

当时的儒者认为始皇做出了亡国的行为，然而这样施行人伦教化，可作为美事赞赏，且不提六国仪礼伦理的异同，这显然是一项志在统一、去除弊风的举措。

从这点来看,《中庸》也是为始皇申辩的史书，其后《秦始皇本纪》在二十六年(前 221 年)记载了封域之事，写了四至以及领土的大小，这在琅邪台碑上也有记载。

此例表明记述前代之事时中国人一定会标示“四至”，我认为可能是以始皇为范的，暂不论秦始皇的其他事业，仅论其疆域的异常广大，就给当时的政策增赋了特别的意义。

再往后，发生了始皇将十二万富户迁徙至都城的事情。这也是始皇为后人效仿的创举之一，汉以长安为都，周围有五陵，于是将南方的富豪安置于此，这不仅能繁荣都城，也有助于都城集中资本，提升财力，对于大一统政治是必要的措施，此举一开始遭到反对，但后来却形成一种风俗，使人为之自得。

如唐诗屡屡提及的五陵少年，这是由秦始皇开创的范本，日本在以奈良、京都为都以及丰臣氏建设大阪时，江户开府时也采用了类似的做法。

这在政治上是相当重要的大事，后世的统治者也纷纷效仿，在始皇的统一事业中，还有一点尤为重要，即统一货币。

中国学者罗振玉认为，货币自古就有的说法并不可信，货币始盛于周，这在古代史书中能找到证据。

《说文》提到，“古者化贝而宝龟，周而有泉，至秦废贝行钱”，这清晰地显示了古代货币的变迁。

十三四年前罗振玉发表上述观点的时候，贝币尚未被发现，1910年，贝币第一次被发现，其后又陆续出土。

最初殷代以子安贝为货币，而自殷墟出土的货币比子安贝先进，它是用骨雕刻而成。随后出现了蚁鼻钱这种铜币，这可能起自西周时代。

西周铜器上铭文常见“赐贝”字样,《诗经》也提到过“贝百朋”，朋，古文作拜，字形与贝有关，就这样在春秋时代货币迅速发展，西周与春秋之间，有两种货币盛行，如前所述，一为布，一为刀。

刀有齐刀、明刀、尖首刀，广泛使用齐刀的地方为齐，即山东至河南，明刀、尖首刀通行的地方为赵、燕，即今直隶、山西。

布流行于韩、魏、赵、周、秦。战国时代通行的基本就是这两种货币，若干阶段后，它们发展为圆形圆孔钱。

圆形圆孔钱起自赵、齐边境，形状像是刀的下部。随后圆形方孔钱出世，还有稀少的方形圆孔钱，始皇时统一货币，推行半两钱，实现了货币的统一，汉时，半两钱太重，不便于使用，政府允许百姓自由铸造小钱，即榆荚钱。

半两钱当时仍具有很高价值，这种形状的货币此后基本变为五铢钱，半两与五铢的重量一如其文，半两近于今天日本货币五匆。

秦始皇虽然有不少举措福泽万世，但他也有不少行为成为后世天子恶行的范本，即封禅、巡幸、神仙等，这些都为后世君主长久效仿。

封禅是祭祀泰山的礼法，在泰山顶上筑土祭祀称作封，在泰山山麓扫梁父之土称为禅，各朝皇帝开始吸取被征服者的文化正是起于此时。

封禅本不是秦国之礼，而是齐鲁地区的土地祭祀，齐鲁以泰山为中国中心，改朝换代时帝王必须祭拜泰山的信仰盛行，于是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也在泰山封禅，由此秦不祭祀本国古来的上畴或西畴，改为信仰他国流行的观念。

这种祭祀活动非同寻常，需要攀登险阻的山峰，此后在和平时期，成大业的天子都去泰山封禅，然而相关的资金问题随之出现，封禅对人民成为流毒之事。

结果宗教性质的封禅，导致君主挥霍金银、煽动天子夸张的妄想，其次为巡幸，始皇统一天下后立即执行此事，其目的之一是向被征服的地方夸耀自己的权威。

他几乎每年都要巡幸，天子巡幸耗费极大，即使是国富民安之时，人民也深受其苦。

明武宗南巡，清康熙、乾隆南巡，都令百姓受苦，但这一做法大都是受到当时手下们的煽动而产生的。

《尧典》和《舜典》中记载的巡行之事，或许正是为了煽动始皇的妄想而附加进书中的内容，对长生的渴求或许是天子最真实的想法。

天子认为贵为人君就可以恣意妄为，所以讨厌老死，这也导致始皇迷信神仙，始皇既开此先河，此风遂在中国绵延不绝，即便到了清朝，也有雍正帝这样在晚年笃信仙术的皇帝。

因此，始皇是这一风气的始作俑者，秦始皇为了求神而造船等，也开辟了与日本等国的交通往来。

焚书坑儒也是始皇帝最受诟病之处，这是一个争议极大的事件。

焚书是因为此前六国记述了自己本国的历史，并以此作为批评始皇新政的标准，这些书的后果除蛊惑人民外没有其他好处了，所以始皇下令焚烧这些书籍并学习秦律。

秦始皇是一个相信法家的人，从这一立场看，禁止迷惑人民视听的学说并坑杀其宣传者是理所应当的事情，总之秦始皇在统一之后仅十年成绩就如此显著，即使在今天来看他也称得上是一个有为的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