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自古盛行侠士文化“义字当先”“士为知己者死”。由于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在思想方面就比较保守禁锢，侠士文化中潇洒恣意不受约束的生活方式就受到大家广泛的推崇。
甚至到了今天武侠这个概念仍然非常流行。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金庸古龙这样的武侠小说一直深得人心，甚至已多次被改编为电视剧和电影，至今仍备受人们瞩目。
不管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郭靖、突破世俗杨过、还是诙谐多管闲事陆小凤，我们都能感受到世俗生活的轻松与放肆。
然而，中国侠士文化绝非始于现代武侠小说，远在春秋战国秦汉之际，侠士文化已扎根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都明里暗里地培植自己的势力范围，这就形成了当时一个特殊的集团“士”，这些“士”大多出身不高，而体格健壮、武艺高强的他却为当时诸侯所器重，以金银养其家，而赋予其比平居民更高的社会地位。
这些人武艺超群，在感念主君知遇之恩时，不惜替主君干点危险之事，甚至危及性命，此乃“士为知己者死”之初。刺秦荆轲也是如此，为其主君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此为最初之“侠”。
然而先秦时期各地动荡不安，出现了许多诸侯小国，这些诸侯小国经过混战后纷纷诞生和灭亡。而那些诸侯小国手下的“士”们也将从最初的主君中分离出来，变成游走四方的“侠客”。
这些人大都武艺高强而不守礼法、不受国家法制、公序良俗的束缚，所以，往往被国家统治者认为是一大祸害。法家韩非子在那个时代认为那些“侠客”影响了国家稳定，必须加以压制。
果然，正如韩非子预料的那样，秦朝在灭六国、建立大一统帝国之后，国前侠士们纷纷向秦朝、秦始皇展开复仇。西汉名臣张良曾为了报韩国的国仇，组织暗杀秦始皇嬴政。忠于刘邦之前张良还是个国破家亡的游侠。
张良出生于韩国的一个贵族家庭，在韩国灭国之后，张良的家庭也随之破落。在这国仇家恨中，张良设计刺杀秦始皇。探听到秦始皇嬴政要出巡，张良散尽家财给他认识的一个大力士造重锤。
张良与大力士伏兵秦始皇嬴政巡幸之路博浪沙上，博浪沙地理位置有利，四周芦苇丛生，方便成事之后逃走。但是最后严密的刺秦计划还是失败了，它们袭击了秦始皇用来掩盖痕迹的假马车，而秦始皇真正的车驾却走上了其他道路。
这些游侠几次叛乱与刺杀严重阻碍秦国大一统帝国，最后秦始皇决定利用法家政策对国家兵刃器械进行严格管制，把缴获的兵器铸造成一个大铜人以威慑整个国家打算造反的游侠。
但这些游侠原本是不服从国家制度管教，而在秦国统治下积怨深重的个性。所以，秦朝镇压侠士的体制一出，非但没有起到威慑反叛者之目的，反而使这些叛逆的游侠更不满意。一时间，举国上下起义活动不断。
面对秦国苛刻的律法，世人都十分不满，起义之风起，人人“斩木为兵、揭竿为旗”，终于汉高祖刘邦率领了一批推崇“侠士”的平居民豪士，一举打垮了秦朝的统治，实现了天下汉朝的建立。
汉朝统治者多是从平居民刚跃迁到权贵位置上的新兴权贵们，他们的权力与根基多不深厚，而这些新兴权贵们为尽快壮大实力，多数都会选择拉拢交与一些在社会上有很高知名度的侠士为己所用。于是，汉朝立国初始就出现了侠士之风。
传说汉景帝时，洛阳有个叫剧孟的豪侠，剧孟喜欢打抱不平举，扶弱济贫而不图回报，深得地方声望。汉朝大将周亚夫当时带兵平定叛乱，途经洛阳时也去看望他，说洛阳能保住叛乱之地，感谢剧孟。
见有剧盟安定洛阳大局的事，周亚夫就释怀了。果然不出3个月叛乱告平。而且剧孟经这件事声望较深，诸侯豪杰处处和他往来甚密。
剧孟去世时，送丧礼的车驾多达数千辆，而剧孟家中遗留的家产还不足10金，可见剧孟仗义疏财之心。
所以侠士文化到汉朝的时候，便渐渐开始密切结合朝局，侠士虽然不愿意受国家制度、公序良俗的束缚，但是也多是为了朝用的。
“其言必从之，其行必从之而期诺”。
这就是司马迁在史记中总结的“侠”的特点。重诺守信在“侠士”中最为受重视，哪怕履行承诺需违抗国之规律乃至舍身。
广为人知的荆轲刺秦典故里，游侠荆轲为报燕太子丹之恩，冒着生命危险到秦国行刺秦王，更保住了燕太子丹，与其透露刺秦王一事和燕太子丹有什么关系，不如行刺之后自杀血溅三尺。这是秦汉侠士重诺轻己很典型的特征。
秦汉时期，这些“侠士”都说好听点是侠义之士，若放在现代社会中，则是社会闲散人员，其中多数人都没有务农或经商等谋生手段，那么这类人群要想解决生存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成名。
秦汉之际，诸侯或权贵们在家养点有名望的侠士，这是非常盛行的事情，既能借助他们的名气来增加威望，更能使他们及其关系网为我所用，于动荡之中壮大实力。
而且对这些社会侠士而言，权贵们的笼络既能满足他们日常需要，又能为他们惩恶扬善、救济贫民、确保声誉与声望提供了条件。所以这些侠士出名前都要极其重名，等到名声大噪后，权贵们才来笼络。
如此，不只自身生存问题能迎刃而解，跟随他的侠士也能一朝稳定。为此，许多侠士在那个时代为了追求仁义之名，甚至达到了在今天看来多少有点病态的地步。
郭解在西汉时期是个非常有名的侠客，上了年纪就乐善好施、广结良缘从而名声大噪，平民和权贵都非常尊敬。在他年老的时候，侄子被杀了，当他抓住行凶者时，竟认为行凶者杀人辩解之词十分合理，于是当堂将其释放。
此事更使郭解声誉锦上添花，大家都把他看作一个大度的大侠。然而，假如连他侄子的生命也能拿去操持他的声誉，那么这种良好声誉到底真假？谁也无法给以回答，但是它的确成为那个时代评判郭解声誉优劣的一个标准。
侠士之存在虽然有赖于权贵之豢养，却也不使侠士自以为不如权贵，从侠士之逻辑上说，这都是权贵对于他们之赞赏与赞赏，不在主仆，而在知己的惺惺相惜。
在侠士心中，权贵愿意满足自己的生活所需是权贵对自己的欣赏和珍惜，而自己愿意为权贵出生入死也是为了报答权贵对自己的赏识之情。
所以，秦汉之际，侠客对权贵并非仰仗依赖之心，而是侠客纯知己情怀。这就使秦汉侠客虽养在权贵之家而不畏权贵。
所以，侠客们就算是在平局中和权贵往来很深，也能冒死和权贵抗争，替他们的知音出头。正因为如此，侠客精神才是我国数千年历史上历久弥新，被世人叹服的一个主要原因。
在如此深刻的历史背景滋养下，中华民族对“侠”一直怀有钦佩之心。于是渐渐萌发出武侠文化，并借助一些带有武侠元素的文学作品，抒发普通人对不羁大侠人生的向往与渴望。
在我国历史武侠中浓墨重彩之作莫过于施耐庵笔下的《水浒传》。一百零八条好汉在梁山聚义，大碗畅饮，大口食肉，共同反抗宫廷压迫。
至近代以后，著名作家金庸和古龙都出版过许多武侠小说，被国人竞相传阅。即便距出版已过去几十年，但《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楚留香传奇》《陆小凤传奇》仍脍炙人口。
这类作品主人公行事作风无一不受秦汉侠士文化熏陶，走武林、义为先、路不平、侠气十足，他们不严格按照朝廷法度行事，却也不依仗自己的武艺高强而随心所欲。就连“侠之大者”郭靖也保了家，坚守襄阳。
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武侠也不例外，武侠世界里动辄以暴力来解决问题的做法肯定不能应用到现代社会，然而武侠世界里的侠肝义胆值得永远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