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城的正午，两轮轻便马车和四轮马车咔嗒咔嗒地在鹅卵石路上飞驰而过，小贩们在尖声叫卖，手推车挤来挤去。瘦骨嶙峋的男孩们光着上身，像饥饿的鸟儿俯冲而下似的，铲起那些还冒着热气的马粪。这是一年中最酷热的一天，或者只对我来说是这样，我身着自己那件最好的丝裙，穿着紧身衣，感觉身体快要烧起来了。主祷文街上的每一块砖头、每一个铜钟罩、每一根铁栏杆都仿佛散发出热气，甚至连搭在建到一半的还没安装窗户的建筑前的木质脚手架，也在热浪中顽强地撑着，干渴得吱吱作响。

我离开了街道阴凉的一侧，离开那挤作一团、情绪烦躁、好像热得要融化的人群。在炽热的阳光下，行人少了，臭味却更加浓烈：未清洗的身体，腐烂着的牙齿，还有人的粪便。我脚下也潜藏着各种正在腐烂的残骸，夹在鹅卵石之间：晒白的鲱鱼骨头和鸟蛤壳，生锈的钉子，嚼过的烟草颗粒，长满了蛆的死老鼠，还有干枯的橘子皮和被啃过的苹果核儿，几只果蝇正嗡嗡作响地叮在上面。这一切要么干涩坚硬，要么散发出腐烂的恶臭。我用手指夹紧鼻翼，不想把这股腐臭化为诗句。

“远处的凉亭似蓝天。”我在心里默念着。有评论人认为我的第一本诗集文风简洁典雅，我忍不住想，远处的蓝天也是简洁典雅的。但是托马斯·朗文先生，那位著名诗人的出版商会怎么想呢？一想到朗文先生，我不禁有些晕眩，思绪瞬间回到了现在，回到了我此行的目的上。我低头一看，丝裙已被汗水浸湿，显出深绿色的印痕，胳肢窝下还有一片不断扩大的黑色湿痕。我为什么不坐马车呢？我今日要去赴一场生命中最重要的会面，现在却浑身湿透了，就像一个发烧的孩子。

我来到了那位先生的办公处，一块铜牌映入眼帘，上面写着“朗文集团，出版商和书商”。我停下来歇了口气。就在那一秒，我的生活，我的往昔，浩瀚的天空，杂乱的伦敦，所有这些都浓缩成一个令人激动得发抖的时刻。就是它，这一刻，我等了10 年之久。“我那星光灿烂的黎明时分……”

我撩起脖子上松散的头发，塞进帽子里，我又急匆匆地捋了捋衣服上潮湿的褶皱。我颤抖着，一切已经就绪。我摁响了那道可怕的长门铃，被人带着穿过堆满书籍的房间，来到一个狭窄的楼梯口。楼梯顶部是一个单间，里面挤满了书，空间狭窄到几乎容不下我的裙子。朗文先生（我猜那是他）正坐在一张桌子后面，审视着一张展开的地图，所以我看到的只是他那头发浓密的头顶。

他对我的到来视而不见，我便趁机用诗人的目光观察他：他似乎被黄金压得喘不过气来，每只手都戴着一枚金戒指，一条金表链延伸到他大衣长披风的黑色褶皱里；他的头发是铁灰色的，在头顶形成一个厚团；当他抬头时，我看到他的脸色很红润，在淡紫色斜纹绸领带的烘托下，脸上的玫瑰色红晕显得有些夸张；在他靠近领带处的下巴上，有一些褶皱；在他乱糟糟的眉毛下，一双眼睛分得很开。

他点了点头，推开地图、书籍和墨盒，腾出一个空间，然后向我伸出一只手。我看了看他那苍白松软的手掌，有些不知所措。是要我和他握手吗，像那些绅士一样？他并没有行吻手礼或者起身鞠躬。和他握手时，我有种奇怪的兴奋感，那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隐隐的激动。

“我在信中说过，先生。是一本诗集，我孜孜不倦地写了整整10年。我的上一卷诗集是由伊普斯威奇的理查德·德克出版的，事实上，那家出版社就是从您这里分立出去的。”这些话从我的舌头上滑落得比预期中更稳妥。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了一个画面：诗人L.E.兰登小姐在大声朗读我的诗歌，诗集装订得非常漂亮，封面用的是最光滑的海豹皮，我的名字凸印在鎏金的封面上……这幅画面是如此清晰明亮，以至于我能看见，她眼里闪烁着一丝泪光，她嘴唇形成的曲线流露出赞赏，她用指尖温柔地触碰纸张，宛若触碰一件天鹅绒般的精致珍贵之物。

我眨眨眼，试图整理我的思绪。他到底有没有读过我的信？其中有我写在最好的铜版纸上的50 首诗，那是6个星期前我亲手寄给他的。如果不是这样，他为什么写信邀请我来见他？更令我懊恼的是，我感觉自己的喉咙一阵紧缩，下嘴唇在颤抖。

朗文先生使劲挠着他的头，继续盯着天花板。他的鞋底敲打着桌子下面的木地板条，仿佛他已经忘记了我的存在。也许他正在决定是否可以信任我写一部哥特式浪漫小说。我谨慎地咳嗽了一声，也许听起来更像是在大口吞咽：“先生，能否把我的诗稿还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