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远、古老的大唐，在我的概念里是一本三百年光阴的故事书，人物都栩栩如生，细节都鲜活可见。在她笔下，却是一幅画，由一片片掐丝珐琅的碎片聚合而成的一幅巨型画卷，色彩富丽，气势恢宏，格调高华。高悬在英文语境的氛围里，细节上没有刀光剑影，没有明争暗斗，没有天灾人祸，只有诗情画意；人物表中没有皇帝妃嫔，没有隐士游侠，没有农人工匠，甚至连李白王维白居易或柳宗元都只是陪衬，只有杜甫稳稳站在画面的正中央：
“……（公元七世纪、八世纪）这一时期的中国、日本和韩国，在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因为满满一国的人们都是艺术家。波斯、阿拉伯、中国、印度，成为创造文艺美的魔术师。在这片盛产天才的土地的中心地带，杜甫诞生了。他的时代至关重要，那是一个思想刚强、情感丰富的精神大时代。八世纪初，也就是杜甫的时代，一名使者从土耳其来到了中国，提及要为他的王子建造一座宫殿的设想，中国皇帝表示乐见其成并愿意提供必要帮助。于是，拥有魔力的中国工匠们被派去从事这项工作，他们的唐风艺术理想随后向其他国家散播，先抵达了波斯，又进入了南亚。这种罕见的、奇妙的、以高标准的艺术美统治东方的现象，就像曾经的希腊以视野、美学、辩才和先进的技术力量统治西方一样。‘唐国大师（Tang masters）’注视着那些未经教化，却饱含逐梦理想的异族眼睛，决定放弃标注自己作品的所有权，放弃专利。（我这样说），也许找不到一个实证例子，但（他们的）力量和灵感实实在在已经散播了开去，而且经久不衰。直到今天，无数后人仍然以整齐划一的节奏追随着他们：五色缤纷，造型巧妙，构图一致。”（Edna Worthley Underwood & ChiHwang Chu:Tu Fu:Wanderer and
如梦如幻，又非梦非幻，昂德伍夫人（Edna Worthley Underwood，1873－1961）的大唐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概念诗国”。这个国度以登峰造极的诗艺傲立于东方，以杜甫为首的“唐国大师”们友善、亲和、无私，将中华古典诗歌的精华散播到周边友邦。
从现有的资料看，昂德伍夫人没有到过中国。她不曾触摸过西安的城墙、洛阳的牡丹或敦煌的壁画，她只是从汉语诗句的平仄韵律里，远远地读到了杜甫，对大唐“诗圣”一见倾心。这位上世纪的美国女翻译家，是向英语读者集成译介杜甫生平与诗歌的第一人。
在成为“昂德伍夫人”之前，她是茱莉亚（Julia Edna Worthley），出身在美国缅因州一个富裕的英格兰移民家庭。茱莉亚天生聪慧，对语言文字极其敏感，很小就开始接受英语和西班牙语的启蒙教育，后来也一直坚持跟私人教师学各种外语，先后掌握了俄语、波西米亚语、克罗地亚语、波兰语、拉丁语、巴西语、葡萄牙语、意大利语等多种语言。
上学之后，她的写作天赋被激发出来，英语短文作业时常被当成范文。高中时代，她课余创作或翻译的小说、诗歌开始见诸报刊杂志。少女茱莉亚并没有追名逐利的企图，她笔耕不辍，只是出于喜欢，不想引起周围人们对她的过分关注。因此，她刊发作品时刻意去掉“茱莉亚”这个名字，把平时不常用的中间名拿来署名，成为“Edna Worthley”。
写作或翻译，都离不开大量阅读。茱莉亚的语言优势，使得她的阅读范围和数量之大，令常人难以企及。她痴迷于各国文学经典的程度，在当时竟然到了遭人误解，惹人非议的地步，导致她被雇主解聘。仅仅因为“爱读书”而丢掉工作，这世界上除她而外，不知还有几人被如此荒谬地对待过？
1892年，茱莉亚从密西根大学文学院毕业，回到缅因州，进入堪萨斯城市立高中教英语和拉丁语。她的同事们根本不知道，年仅21岁的茱莉亚已经是小有名气的短篇小说作家，只知道她与他们格格不入。她总是一个人呆在属于她的那间教室里，一本接一本地看书。那些书上爬满奇奇怪怪的符号，他们根本看不懂，而且印刷质量都很差，显然不是什么好书。看着整天埋头在这一堆书里的茱莉亚，他们进一步断定，这个年轻女子也不是什么好人。于是，全体教师联名向校董事会提出抗议，以“沉溺于情色小说”，品行不端，不堪为人师表为由，要求开除茱莉亚。
数天后，校长向茱莉亚下达经校董事会讨论通过的决议：勒令她立刻扔掉所有“邪书”并写下书面保证，保证以后彻底改正自己的恶趣味，否则就将她解聘。
当时是午休时间，茱莉亚照例在自己的教室里读书，手中正捧着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刚读到那篇著名的演说《伯里克利悼词》（“Blondeau’s Funeral Oration”）。从书页上抬起头，她一时间都搞不清楚这位道貌岸然的校长究竟在说什么。反应过来之后，她试图解释，说这些书不是“邪书”，而是各种不同语言的原文经典名著，由她的粉丝和笔友们从世界各地寄来的。因为正版书价格贵、份量重，国际邮费太高，她只好请朋友们选寄廉价的盗版书，如此而已。
可那些书里的文字太奇怪，校长看不懂，茱莉亚的解释便成了“诡辩”。无奈之下，茱莉亚站起身来，抱起自己那一摞“邪书”，昂首挺胸走出了堪萨斯高中的大门。她正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投入阅读、创作和翻译，对是否能继续教书并不那么在乎。至于人们如何在背后议论她，她更不在乎。她拥有一个比现实世界完美得多的“梦幻王国”，她沉浸其中，照样读着她喜爱的书，写着她想要写的文字。
后来，为了不至于太脱离社会，茱莉亚找到了一份公司文员的工作，并结识了堪萨斯城中的珠宝商人Earl Underwood。年轻的Earl爱上了这位特立独行的聪慧女子，把她娶回家，并带着她移居纽约。茱莉亚成为“昂德伍夫人”，陪同丈夫到世界各地经商，给他当翻译，与此同时，她自己的创作和翻译进入了一个旺盛期。她的长、短篇小说，诗歌，散文和翻译作品一本接一本出版，往往每一本都有不同语言版本，在世界多个国家同步发行。“Edna Worthley Underwood”，这个笔名随着这些书籍从美国走向荷兰、比利时、法国、德国、澳大利亚、瑞士等西方国家，再走向东方，抵达了印度，又走到了日本。1919年前后，日本诗人们找到了昂德伍夫人，想请她将他们的诗歌翻译成英文。昂德伍夫人并不懂日语，翻译的过程必须经由通日、英双语的人居中转述。与日本诗人合作的两年间，昂德伍夫人朦朦胧胧地看见了中国古老的唐诗世界，并因日本诗人的大力推介，接触到了一些杜甫的诗歌。
20世纪20年代的英美文坛，正值译介、借鉴东方诗艺的第一次高潮期。译家们逡巡在唐诗丰美的自然意象之间，寻绎唐代诗人们“言不尽意”的表达方式，首先为李白的豪放不羁或白居易的浅白平易所倾倒。他们明明知道杜甫在唐代诗坛乃至于中国文学史上的显赫地位，却并不重视杜诗的译介，令昂德伍夫人深为杜甫抱不平。但她不懂汉语，此时已年近不惑，从头学汉语显然不现实，自己动手译介杜甫的想法被搁置下来。直到数年后她回母校演讲，结识了一位华人留学生朱其璜（Chi-Hwang Chu），才终于得到突破语言障碍的直接助力。“一名诗人必须走向诗的国度，”她说，开始着手翻译杜甫诗歌。
1929年，昂德伍夫人和朱其璜合译的《杜甫：神州月下的行吟诗人》（Tu Fu:Wanderer andMinstrelunder Moons ofCathay）一书，加上两个附带的小册子（这种随书附赠的小册子没有专门记录，内容尚待查考），即杜甫的《同谷七歌》（The Book ofSeven Songs by Tu Fu）和《三大中国名篇》（Three Chinese Masterpieces），正式出版发行。还有50册豪华精装的限量签名收藏本，全书用日本精制仿皮纸印制，封面选用中国丝绸和浮金花织锦缎制作，也同时隆重推出。
此书的长篇序言里，昂德伍夫人详细介绍了杜甫生平和宋、元以来中国的传统杜甫评价。“我们阅读杜甫，”她用优美、精致的语言细诉她向世界文坛推介杜诗的理由，“从中发现诗歌的简洁与繁复，提升与修饰，美丽、准确与庄严，伟大与寻常，奔放如不受控制的蒙古野马，又平静如山顶，如深谷，如隐士，如贵族绅士。如果一个人不能望向深远，便不可能看到整体。”
正文中选译的诗歌作品，显然也流露出联系杜甫生平境遇，还原其创作状态的企图。目录共列杜诗三百余首，实际上不足此数。有的是同一首诗被重复翻译，以不同题目置于不同位置且无说明；有的是截取不同篇章中的诗句拼凑而成；有的夹杂了大量昂德伍夫人自己的诗句；还有的是从法国女作家俞第德的法文版《白玉诗书》中转译而来的。大约除了提供字词的简单解释之外，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朱其璜对中国古典诗歌不甚了了，于是昂德伍夫人只能根据她自己对杜甫，乃至于中国古典诗歌的遥远想象去自由发挥：
如果将这四行诗句看作一首完整的诗歌，从杜诗集中找不到对应的原文。拆开来看，则头两句有几分《草堂即事》第二联的意思：“雾里江船渡，风前径竹斜”；后两句近似于“雨来沾席上，风急打船头”，《陪诸贵公子丈八沟携妓纳凉晚际遇雨二首》其二的首联。“杜甫的八世纪，中国物质极大丰富，”昂德伍夫人说。“人们对精致的追求达到了极致。他们只需要放任感官去尽情汲取，那时到处都是食粮。”即便翻译杜诗的过程让她不断感到面对不朽诗魂的“强烈自卑”，她也要努力向读者展现杜甫“不事雕琢的诗艺大美”是如何“呈现了现实的每一刻”。诗里对客观事物、环境、氛围的描述性语言，是她关注的重点。不论是用不同篇章中的诗句拼凑成一首，还是整首诗的完整译出，她所截取的都是能够呈现这个重点的片段，去强调她自己的诗学观念、创作态度和创作理想。又如《天末忆李白》的尾联，“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汨罗。”在原作的情境里，因李白此时流寓湖湘，杜甫联系起了以身殉国的屈原，想象着遭人构陷的李白向汨罗江中千年不灭的屈原冤魂倾诉内心的怨愤。昂德伍夫人译为：
Ask some foolish old poet if you may, （如果你愿意，去问问那愚笨的老诗人，）
Fling his poems into MiLo’s tide.（将他的诗文扔进汨罗的浪花里。）
译诗和原文从字面到内容几乎没什么关系了。“汨罗”失去了典故的意义，变成一个简单的、东方情味的字符。昂德伍夫人似乎更在意杜诗的象征性，更关注诗中提供的潜在情感线索，并以此为基调去建构她对杜甫的理解：“杜甫的诗句里，承载着不朽的青春。而青春的绽放之下，则是深沉而持久的存在节奏。他用爱、忠诚和力量来记录盲目的、无关紧要的日常行为。我们得留意他朴素的主题和简明的处理。”她无法逐行逐字解释原诗的意义，很多词语究竟指的是什么她也不能肯定，但她直觉它们是美的。在每一句诗行里，她尽量用英文单词的重音对应原诗的五言、七言，而且大部分译诗都隔句用韵，格式规整。她通过字词的选择、语音的节奏、语气的停顿去重构杜诗的英文吟咏效果，营造一种印象派的、东方诗意的朦胧美，强化客观意象的隐喻以及这些隐喻叠加、串联之后所唤起的情绪。
对此，誉满英美诗坛的汉诗英译名家克莱默-班（L. Cranmer-Byng） 在“A Garden of Bright Ghosts”一文中做出了中肯的评价：“她把杜甫描绘成了我们想象中的样子，让他重新扬鞭策马或扬帆漂流，去往他的梦想之都。《神州月下》因此呈现出昂德伍夫人自身的优雅个性——杜甫只远远存在于画面的背景之中。”同时，克莱默-班也指出：“书中还有另一个昂德伍夫人，用充满活力的语言陈述着她对东方诗艺美及其起源的真正欣赏，告诉我们：只有无私忘我，才能如杜甫一般，不刻意雕琢，而成就至高无上的卓越。”
也就是说，作为翻译文本，《神州月下》缺乏对原文的忠信度。但作为杜子美诗学观念的异域传递文本，昂德伍夫人对杜诗的诠释可圈可点：“杜甫的诗句中没有一丝颓废的迹象。它们以坚定的信念如百灵鸟一般飞翔，飞向光明。杜甫的思想是在一片富裕的、自足的、丰饶的东方土地上，精耕细作了三千余年之后开出来的花朵，”她说。“在当今尖锐的自我中心主义和过于喧闹的商业主义中，只有接触到杜甫，才能看到任何一种灵魂的完美，自我的完善。”追逐着杜甫遥远而古老的足印，她学会了“去寻觅每一件小东西的不同凡响。一滴水，一块小溪中的鹅卵石，一棵枯树，一片花瓣，一粒沙，看似无关紧要，却能从中获得丰盈的感动。”她将这些感动化用，创造出一系列东方风格的复合形容词、合成名词：“心迹（soul-stains）”“灵光（soul-splendor）”“心火(heart-fire)”“灵犀（sense-ideas）”或者“灵感（wonder-sense），还有“神驰（spirit-effluvium）”“花季（ blossom-period ）”“镜 影（ mirror-shadow ）”等等。她的原创文本中，遍布这些新鲜词汇，用大量的连接符号、逗号、破折号和斜体字，打破了英语文学惯用的陈述格局，同时带来一种新鲜的文本视觉效果。这些文学语言特色在她的散文中表现尤为突出，比如《神州月下》的长篇序言：
,are beneath ages that bear such men.（伟大的诗人们通常出生在一个非常时间点。令人眩惑的时代剧变在他们周围盘旋，令人眼花缭乱的裂痕在他们敏感的眼前撕开。……当文明被战争或政治斗争及其纷乱的起因所侵蚀，思想浸透情感，理念闪烁灵异光芒，诗人如经风雨考验的三月花朵般绽放。力量、威胁、挣扎，在时代风云中无限延展，成就了他们。）
遣词考究，句式婉转优美，意蕴深长，这篇序言成为昂德伍夫人的散文代表作之一，集中体现了她捕捉生活美的敏锐度，她独立思考的能力，她深受不同时代、不同国籍的杰出作家和知识分子熏陶的综合素养以及将其运用于文学表现的功力。不过，精雕细琢的遣词技巧，太频繁的模糊造句，也招来评家的诟病。他们认为她的非常规英文句式是“不均衡的（uneven）”“晦涩的（awkward）”，在散文或诗歌中已经构成影响“流畅阅读”的障碍，在她的原创小说中更是大大弱化了生命叙事应有的凝重感。空有大段精彩的描述，起伏的情节，没有深入人物的内心刻画，她笔下始终没能塑造出足够鲜明的、丰满成熟的人物形象，成为她原创的长、短篇小说的致命伤。
昂德伍夫人的原创作品，在书海中昙花一现，很快被美国现当代文坛遗忘。这种结果，对自我期许相当高且一生勤奋的昂德伍夫人来说，无疑是一大憾事，也是一大恨事。她天生不善交际，没有知心朋友，感慨“只有梦想世界里的所有，才真正属于我”，她是骄傲的，也是孤寂的。
中年以后，她的母亲与丈夫相继离世，昂德伍夫人继续从事阿拉伯语、葡萄牙语、德语和法语文学的翻译，独自旅行，离群索居，渐渐进入了一种半封闭的精神状态。她用精致完美的英文与虚空交流，现实里的人们只有说起德语、法语或者意大利语，才能偶尔得到她几秒钟用同样语言的回应。她在《神州月下》一书中所描绘的那个杜甫：“他天生是不稳定的。他是敏感的。他的奇特与暴躁是让人难以理解的。他的情绪反复突兀而无法抑制。任何人都只能读懂他一点点。”委实是她自己的写照。她为杜甫代言：“他拼命喝酒，是为了忘却，为了减轻内心的痛苦，为了伪造幸福的脆弱假象。”也恰是对她自己晚年生活状态的预言。1953年，年届八十岁高龄的昂德伍夫人宣布封笔。直到1961年辞世，她最后的岁月都只在她自己那个“比现实更好的梦想王国”里。
昂德伍夫人无疑仍然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女性。她译介拉丁语诗人、墨西哥诗人和海地诗人的成就，获得过美国翻译界和源语国文坛的极高赞誉。《神州月下》是她翻译汉诗的唯一一次尝试，在扉页上，她将此书标注为“世界上第一本在中国之外出版的杜甫作品，大概也是第一本中国诗人的个人诗集”，这个自我定位有些过高，但在域外汉诗英译的百年历程中，她的确是率先打破重李轻杜局面的先驱人物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随着杜甫译介的迅速发展，《神州月下》里的译诗似乎越来越无人看重，但此书长达30余页的序言，站在东西方文化比较的高度，以世界文学发展的视角介绍杜甫及杜诗，却一直让后人不能轻视。
曾经荣获普利策奖及自由勋章的美国知名作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威尔”·杜兰特（William James“Will”Durant，1885－1981），曾于1934年9月致信昂德伍夫人，认为她介绍杜甫的文字乃“出自一位真正的诗人之手”，请求她允许自己引用。杜兰特当时刚刚着手《世界文明史》的写作，这一部至今享誉全球的十一卷本的学术巨著，其中的第一卷名为《我们的东方传统》（Our OrientalHeritage），杜兰特引用《神州月下》序言的内容，就在关于中国古典诗歌的部分里。
昂德伍夫人曾经说过，只有如杜甫一般无私忘我，才能成就诗歌的卓越品格。她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为英语文坛输送、注入多元文化营养，促进世界文学的交流互证，促进人类知识视野的扩展，忘我地专注了一生，也无私地贡献了一生。她认为杜诗自有独立的生命，足以跨越种族差异、跨越时空阻隔而流芳百世，实际上，她与杜甫这一番在《神州月下》的流连忘返，也一样辉光永在，值得后人的肯定与敬佩。